五、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
回到本文开篇提出的转型与追赶（发展）课题，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化道路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答案。从转型和追赶的互动角度来看，过去200年中，世界上存在三类国家和地区：第一类是转型慢于追赶，第二类是转型与追赶同时发生，第三类是转型和追赶都没有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和日本是第一类国家的典型。德国是19世纪经济追赶较为成功的国家，日本是20世纪经济追赶较为成功的国家。但是，此后，这两个国家逐步走向军国主义，并没有成功实现政治和社会转型。事实上，它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是迟滞它们实现政治和社会转型的重要原因。德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成功，点燃了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对于德国人来说，俄国文化是卑劣的，法国文化是腐朽的，英国文化充满狡黠，只有德国文化代表崇高和伟大，因此德国应该成为欧洲的主宰。德国人对欧洲人对德国的“不敬”感到愤怒，德皇威廉二世尤其如此。他一方面觊觎巴黎的繁荣，另一方面痛恨他母亲的国度英国对他的蔑视，希望用战争的胜利夺取巴黎，赢得他“应得”的尊重。在本质上，日本重复了德国走过的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国力急剧增强，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从前的老师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又击败“欧洲的轧路机”俄国，自认为可以代表黄种人与白种人进行对抗，更进一步自封为东方文化的“正朔”。最终，德、日两个国家都在战争中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究其原因，是它们虽然在经济上进入现代社会，但在思想、政治和社会层面仍然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前现代的思维和行为逻辑驾驭先进的技术，其结果一定是反现代的。
“亚洲四小龙”特别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是第二类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日本在殖民时期有意压制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工商业精英，而两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实施了土地改革，为政府启动经济增长提供了政治和社会条件。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加之李光耀超群的治理能力，社会结构快速实现现代化转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它们的共性是社会转型在先，为政府中性地行使权力创造了基础。
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类国家。缓慢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是这些国家无法实现快速追赶的主要原因。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曾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而在成为殖民地之前，它们还处在传统社会甚或原始社会。殖民者非但没有改变它们的传统社会结构，而是为己所用，从而固化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殖民者离开时，又给这些国家留下了一套现代选举民主制度，这套民主制度极大地压缩了它们进行社会变革的空间。它们只能希冀通过市场的力量推进社会和政治变革，但这样一来，这些国家就进入一个死循环：政治和社会转型不到位，往往制约经济发展，而经济不发展，又反过来制约政治和社会转型。
在三类国家和地区中，德国和日本似乎是两个反例。究其原因，可能是德国和日本都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State），这个国家能够集聚资源，在短期内完成经济赶超，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形成这样的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和经济赶超都必须内生于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两者都将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赶超同时发生。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更具有世界意义。具体而言，中国现代化道路具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执政党发挥社会中坚力量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671.2万名，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党是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凝聚共识的领导核心，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党把不同阶层、不同代表性人群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国家的大政方针。由此，党和政府可以超然于社会集团利益之上，在可能的社会利益冲突面前保持中性，不偏不倚，致力于中国整体的长期发展。a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不是被利益集团所左右，就是被民粹主义所裹挟，因而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因此，有学者认为，虽然多数国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强大的执政党，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借鉴中国中性政府的经验。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即使是在选举民主下也可能构建中性政府。国家的中性，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开始强调的，中国的国家就是斯密意义上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给自己关于世界体系的鸿篇巨著起名《亚当·斯密在北京》的原因。
第二，以较短的时间跨越传统到现代的“峡谷”。英国革命持续了半个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及后续的震荡持续了一个多世纪，20世纪的中国革命也持续了半个世纪。正如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把英国和法国带入现代社会一样，中国革命也把中国带入现代社会。从经济追赶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革命让中国建立起无阶级差别的平等社会，为中国实现经济腾飞提供了必要保障。尽管我们不期待其他发展中国家以革命的形式完成政治和社会转型，但是，它们必须把促进平等作为政治改革的核心任务，否则，很难实现长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
第三，重视人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提高普通人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对比中国和印度不同的经济表现时，特别强调中国在人的发展方面比印度准备得更好。人是第一生产力，而教育和健康水平是人作为生产力的主要衡量指标，提升教育和健康水平，就是提升人的生产力。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更加重视提高普通人的教育和健康水平，这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和平等理念，也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提高多数人的能力比提高少数人的能力更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把务实主义作为行动哲学。民族自豪感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把它推向极端。在经济发展方面，这表现为拒绝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味追求“高大上”产业，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精英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体面，受人剥削，发展“高大上”产业才能使自己的国家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在制度建设方面，这表现为不顾国情，一味坚持所谓的“最佳”西化制度，尽管这些制度在这些国家实际失灵。中国则不同。在经济腾飞的早期阶段，中国欣然接受发达经济体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和技术，厚积薄发，最终建成世界上最为庞大和坚韧的制造业体系，并在多个技术领域进入世界前列。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从本国实际出发，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同时，采取渐进方法，先建立“有用”的体制机制，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由此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和制度转型之路，为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国的务实主义态度和成功经验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
中国仍然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未来30年将是中国现代化的冲刺阶段。如果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中国完成现代化转型并赶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不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将成就一条属于中国但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现代化的高潮时期没有对外扩张的大国。未来，中国也会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文刊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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