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主义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此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以重工业为先导的工业化道路。当时选择这条道路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的深刻教训。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和领导人都秉持一个信念，即落后就要挨打，而要避免挨打，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二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利于中国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一方面西方对华实施封锁，中国经济基本上和西方隔绝，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在外交上实行“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政策，接受了苏联在工业化建设方面的援助。三是当时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给发展中国家的流行建议，是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发展自己的产业。此时，发展经济学刚刚兴起，其核心议题之一是工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在规模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达到最小生产规模才可能存活下来，这就产生了所谓的“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与此同时，劳尔·普雷比施（Raúl Prebisch）的“中心—外围”假说强调了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心国家和以原材料生产为主的外围国家之间的差别。按照一般原理，中心国家在制造业方面的技术进步应该可以改善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从而使外围国家受益，但普雷比施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这个假说后来发展成为依附理论，即外围国家陷入原材料生产的陷阱，久而久之形成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新中国处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最前沿，很容易接受这样的理论。
苏联的对华援助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建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56项工程”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其中一些企业至今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中国国内的资金积累更为重要。苏联的援助多是以贷款形式给中国的，中国必须自己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可能汲取资金的地方是农村地区。和苏联的方法一样，中国采取的是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方式。这是统购统销的一个重要背景，“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起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有了资金之后，还要集中使用到国家认可的战略部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服务于这个目的。
总体而言，中国的工业化采取了一种超常的赶超战略。如何评价这个战略？笔者和郑东雅曾做过一项数量模拟研究。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重工业对其他行业具有技术外部性，重工业的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其他行业的生产成本。由于存在这样的外部性，政府应该对重工业进行补贴。该研究计算了最优补贴率和最优补贴时间，发现最优补贴率是33%，而由研究模型测算的实际发生的补贴率是36.7%，两者相差不大；但是，研究计算的最优补贴时间是12年，而实际发生的是25年，相差很大。所以，赶超战略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持续时间太长。另外，在执行赶超战略的过程中，我们也犯过像“大跃进”这样的冒进错误，值得后人吸取教训。
在推动经济建设的同时，党还注重教育的普及和公共卫生的改善。研究表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出生的人的教育水平与他们的父辈的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弱，这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家关注的重点是在一般民众中普及教育，由此增强了代际教育流动性。在公共卫生方面，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的基础医疗体系使普通百姓能够享受到基础医疗服务，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爱国卫生运动和疫苗接种消灭了多种传染病，国人的预期寿命稳步提高。
表1给出了1978年中国和印度的对比，这个对比很好地显示了中国在推动现代化方面的成绩。中印两国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可比性的。印度1947年获得独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两国的人口几乎一样多；特别是印度也和中国一样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发展本国工业。然而，表1告诉我们，除人均收入和高等教育入学率之外，印度在识字率、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和工业发展方面大幅度落后于中国。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低于印度，与中国较低的起点以及把大部分积累用到重工业上有关，而且，到1992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就超过了印度。当时印度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大大高于中国，是因为时届中国刚刚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不过，这也显示出当时印度关注高等教育，而中国比较关注基础教育。在两国收入水平都很低、文盲率都很高的情况下，基础教育显然应该是国家优先考虑的事情。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发展基础教育对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外向型经济起了重要作用，而印度较低的基础教育水平成为制约其工业发展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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