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再论革命的意义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书写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时，自然会提到改革开放。但是，有历史纵深感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强调，他的主要贡献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等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应运而生的。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它以疾风暴雨的方式把中国带入现代社会，这里就涉及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中西融合这个宏大课题。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很大程度上是在实践经过俄国革命传入中国的革命理论，但作为一个扎根中国大地的政党，党最终必然面对中西融合这个宏大课题。这个课题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框架下展开和发展的。在这其中，邓小平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从“术”的层面看，改革开放是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特别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文明成果。但从“道”的层面看，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开启了回归中国传统的进程，在学习过程中，党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是中国特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依然可以尝试从“中体西用”的视角来审视这一进程，并赋予“中体西用”以新的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对于一个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的民族而言，坚持自己的“体”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是必然的选择。但是，现在的“中体”与100多年前的“中体”是不同的，它已经存其精华、去其糟粕，上升为与时代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和行动逻辑；而在引进“西用”的过程中，中国也不可能回避它所带来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体西用”，一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中有益内容的融合。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既然最终要回归本土，20世纪的革命是不是一条弯路？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革命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把中国从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带入现代社会的门槛。其次，今天对中国传统的回归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革命荡涤了中国传统中的腐朽部分，让今天的回归能够轻装上阵，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继承发扬光大，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再次，从国际比较中可以发现，那些没有发生过革命的后发国家，其现代化转型非常艰辛，迟滞了它们的经济赶超。
菲律宾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198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是中国的5倍以上，到了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几乎是菲律宾的4倍，40年间，两个国家反转了20倍。菲律宾缘何失败？自1986年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独裁体制倒台之后，菲律宾的民主制度没有中断过，而且似乎也具有纠错能力，如对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总统的弹劾。但是，菲律宾的民主是在深层次社会结构从来没有改变的基础上运行的。如菲律宾学者所言：“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菲律宾之谜：在亘古未变的、亚洲最坏的阶级结构之上，却展现了极其生动的选举政治。”菲律宾阶级结构的基础是西班牙殖民者遗留下来的种植园经济，大种植园主是菲律宾经济和政治的主导力量。时至今日，菲律宾的政治仍然带有强烈的家族政治的痕迹：党派不重要，对政治强人的忠诚才是最重要的。1986年以来，除埃斯特拉达和另外一位总统外，其他几位总统都有很深的家族背景。2022年当选的总统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是老马科斯的儿子，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Sara Duterte）是刚卸任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 总统的女儿。这样的政治正是福山认为的导致民主政治衰败的依附主义政治。它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它导致经济中的裙带关系，让少数人垄断经济机会和资源。
革命可以用短期的痛苦换取未来的长治久安。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有被殖民的历史，殖民者离开时给它们留下选举政治，使得它们不得不在民主的框架下进行政治运行和社会改造。但是，民主本质上是各种势力的妥协，而社会改造意味着剥夺某些强势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这两者实际上是相互冲突的，因而，后殖民地国家的社会改造异常艰难和漫长。例如，菲律宾的土地改革从美国占领时期就开始启动，但直到21世纪头十年才完成，而且是把土地卖给无地农民，而不是无偿分配。印度的土地改革更是艰难，独立之初印度就制定了土地改革法，但70年间几乎没有执行，即使是在共产党执政几十年的西孟加拉邦，仍然有30%多的农民没有土地。现代化转型的一大悖论是：社会转型必须经由暴力革命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中国是成功的例子，而不少后殖民地国家则成为失败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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