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比较经济系统研究之于制度变革和政策制定
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的组合因国家而异，制度组合之间又环环相扣，因此想要进行制度改革往往是复杂且困难的，不仅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会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在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该如何进行比较经济系统的研究，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系统内部的各种制度变革和政策制定，最终推动社会进步呢？
新结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新古典主义方法为分析工具，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系统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结构组成，包括禀赋结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基础设施；上层建筑，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包括正式制度，如法律、规则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如行为模式、传统、信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一个经济体的生产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因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在每个时点上经济体的比较优势，进而决定合宜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同的产业和技术具有不同的特征，对资本、技术、基础设施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因此要最大程度地释放产业和技术的生产力，需要适当的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所以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内生于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生产结构。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要运作良好，必须要有两个基本的制度安排，一个是有效市场，一个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通过竞争形成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来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以引导企业家根据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政府是一国唯一具有合法使用强制权力的机构，有为政府需要克服由于创新的外部性和协调基础设施和各种制度安排的完善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市场失灵，因势利导结构转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顺利进行。
在思想、信息和贸易跨境流动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结构性失衡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由于经济体系的组成结构具有不同的刚性。禀赋结构变化最快，当一个经济体在禀赋结构基础上，选择了合适的生产结构、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在这种理想的体系结构运行下，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就会很快，继而引发资本禀赋的变化。资本在禀赋结构和经济比较优势中的相对权重改变，就要求内生于禀赋结构的生产结构、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相应改变。而上层建筑，尤其是行为模式、传统、信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最为缓慢。如果当资本积累、人口增长、教育、移民、外国资本流入或自然资源的新发现等导致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而生产结构、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没有进行相应改变时，就会造成因变动速度不同而带来的结构扭曲。结构性失衡的第二个来源是国家在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对生产结构进行干预。例如，二战后，主流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必须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重工业赶超，但发展中国家实际的要素禀赋结构并不能支撑重工业发展，最终造成结构扭曲。又比如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发展需要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但这种制度与发展中国家当时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等都不适配，最终造成结构不均衡。这两种类型的结构性失衡都会造成经济表现不佳，甚至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
对于第一种结构性失衡，经济变革的条件已经就绪，只需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变革作用，就能让结构趋于均衡，效率提高。对于恢复第二种结构性失衡，至关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经济体系中很多看似扭曲的次要制度（second-order institutions）内生于国家对生产结构或上层建筑的一级干预。正如我在对问题一的回答中所讨论的那样，这些制度在性质上是次优的，因此在改革上层建筑中的制度之前，最好采取务实的策略来避免系统性动荡，并为低层的结构改革创造条件，以实现帕累托改善。对于那些继承或引进发达国家正式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如果碰巧有一位开明的政治领导人，它们就可能可以克服这种结构性失衡。例如在二战后处于追赶发达国家阶段的东亚经济中的一些领导人，他们一方面运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行使自由裁量权来维护本国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利用政治稳定的机会之窗，大力发展经济，提升国家经济基础，为上层建筑的良好运行和改革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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