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长期以来，如何寻找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一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切关心的问题。改革与发展的“最佳选项”始终是全球相关议题讨论的中心，但却并不是寻找治理改革路径的有效方式。本期工作坊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实践教授、开普敦大学纳尔逊·曼德拉公共治理学院创始学术主任Brian Levy (布莱恩·利威)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介绍他如何在《因势利导：将治理和增长融入发展战略》（后称《因势利导》）一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系统思考不同环境的框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聘副教授、助理院长席天扬教授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副教授作为点评嘉宾，一同与听众们探讨了如何应用该框架来确定应对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挑战的具体方式。
主讲嘉宾：Brian Levy (布莱恩·利威)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实践教授、开普敦大学纳尔逊·曼德拉公共治理学院创始学术主任
因势利导 — 寻找符合国情的发展路径
《因势利导》一书是在2014年出版的，其中体现了当时我思考的一些问题。首先，我意识到“最佳选项”的前提往往是某些并不存在的背景特征；其次，正如周咏梅教授所说，“每个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说法其实是对国与国互鉴的相互学习的价值的一种否定；第三，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所说，抵达丹麦和如何抵达丹麦是不一样的，因为丹麦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高增长国家，但是要发展到丹麦目前的水平，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最后，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发展和监督报告，我认为从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存在多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但是还需要更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今天，我想简单地介绍和讨论一下这些路径的概念和与其有关的理论与应用情况，以及目前我们面对的挑战。
首先，显然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战略，但也不能完全说每个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需要寻找的一片中间地带和一种内在逻辑，关注制度与权力的不同分配类型。图表1显示了《因势利导》一书中我对制度和权力的分类思路。
图表1
在阅读《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时，我发现与此前学者和秩序制定者们关注最佳实践，并希望将其引入欠发达地区的思路不同，作者以全新的视角切入问题，在书中讨论了“开放型秩序”，即由国家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建立竞争和开放的政治体系和经济市场。当然，作者并没有咬定在这样的秩序中国家就一定能够运转得良好。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有限性秩序依然主导着国家的发展。同开放型秩序不同的是，在这样的国家中，制度是个人化的，人们结成协商性的联盟，个人喜好对制度产生影响，权钱交易更加普遍。在这两种秩序中，双重置衡的程度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从有限性秩序向开放型秩序的转变路径是怎样的？机制性的改革需要经历漫长而缓慢的过程，制度的移植一旦破坏原有的政治秩序，就可能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书中作者的这些论点，启发了我对类型学两个维度的思考，并提醒我们，在从人治到法治化制度的转变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国情。在对孟加拉国、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等国的案例调查中，我和我的团队了解了这些国家从人治向法治的体制演进过程，但仅仅考虑这个过程还不够，还需要考虑其他维度，也就是政权是集中在一个稳定的政党联盟手中，还是分散在高度竞争的政党之间。这就是主导型政权与竞争型政权的区别，或者说是专制和民主的区别。前者是一种等级制的、层次式的委托与代理的关系，后者则是横向关系，存在多个委托人，因此需要协调多个利益相关方。
主导型政权结构和人治国情下的发展道路：以韩国为例
发展类型学中不同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用更加系统性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适合不同国家的资源配置方式、激励类型以及分配模式，启发我们探索不同国家机制改革的不同历程和产生的不同效果。
我们以韩国从主导型政权结构和人治制度向开放型制度转变的过程为例来进行分析。二战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官员曾经说，韩国是一个经济瘫痪的国家，并且永远将这样发展下去。但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韩国实现了持续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并从低收入国家一跃成为高收入国家，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发展战略和华盛顿共识战略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有出口补贴政策，但是也成功将通胀保持在了一个可控的区间内，并定期对公司层面的出口目标进行检测。同时，韩国政府还以本国国情为基础，为电器、造船等行业提供了非常积极的产业政策，比如说电视机，还有造船业。在韩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互利的。朴正熙任总统期间，对许多国内龙头企业家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通过了处理非法财产积累的法律，并以此作为筹码，要求企业家支持本国的发展需求。在法律制裁的风险面前，企业家们选择了与政府就共同的目标开展合作。同时，国家通过银行对信贷实施控制，政府有权在任何时候切断企业的资金来源。每季度，龙头企业都会与政府部门开会，核对已经实现的发展目标，沟通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在企业发生危机时，政府也会提供相应的帮助，从而形成部分互助互利的局面。
竞争型政权结构和人治国情下的发展道路：以孟加拉国为例
而在另一个国家——孟加拉国——国情和发展之路则截然不同。如图表2所示，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孟加拉国一直在民主制度与独裁制度之间相互转换，处于竞争型政权结构和人治的体制。
图表2
该国的政治竞争派别之间只有很小的权力差距，除了选举协议，也很少有其他正式的规则，酌情给予和撤回支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同时，孟加拉国也实现了非常快速、包容性的增长，小学教育的入学率也大幅增长。但是在1991年之后，由于两党不间断地相互竞争，孟加拉国在2001年和2005年的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名中都是最低的，目前也仍属于全球倒数20%的国家之中。
在这样的竞争性环境中，孟加拉国是如何实现广泛增长的呢？正如最开始我们所说，找到适合国家发展的道路是最重要的。存在多个利益相关方时，效益指导就成为了发展和增长的切入点，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加强系统改革来提升公共部门的能力也许是不可行的，而效益指导以问题为导向，建立本地的发展联盟，足以战胜掠夺性群体的影响，反而能产生更显著的效果。
有一位学者曾指出，孟加拉国的故事就是服装业的故事。从1979年到今天，服装行业从零起点发展起来，为300万人提供就业岗位，日均出口值超过了三百亿美元。如此飞速发展的产业当然也必然面临着腐败、官商勾结、勒索敲诈等问题。要解决这种困境，需要依靠孟加拉国的服装出口商协会。这个协会集合了来自孟加拉国各地的企业家，他们分属不同的政党，在国会中立场各不相同，协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协商机制，以便取得符合各方需求的合作成果，帮助产业良性发展。
孟加拉国与韩国的国情不同，发展战略也不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孟加拉国国内的政治局势都比较混乱；2006年后，军方介入选举，逮捕大批政客，进行改革，却引发了国内的游行与社会动乱，导致外国投资数量减少，经济发展也受到了负面影响。2008年，孟加拉国进行了试验性的改革，重启选举，回到了民主制的道路上，再次实现了经济的正向增长。此后十余年间，孟加拉国国内的制度转型始终在推进。
小结：以长远、历史的动态眼光看发展
韩国与孟加拉国采取了适合自己国情的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从另外一种视角切入，用我在《因势利导》一书中采取的观点来分析，在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中，有时短暂的混乱与其说是国家发展脱轨的信号，不如说是事物发展中期性质的一部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迅速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同时，体制上的变化是渐进性的，因此，这段时期出现的混乱局面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逐渐意识到，要从更加广泛的、历史的动态眼光来理解国家的发展。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及采取的视角是不同的；在政策的制定和政府的治理过程中，权力也会出现不对称的现象，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均等。在经济快速增长时，人们还对社会转型和公平发展抱有期望，但是对不平等现象的一再容忍最终将随着人们被拖延的期待最终引爆社会动荡，这已经在一些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得到了证实。
最后，尽管我们一再强调国情的重要性，但是我在书中也提到，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不同国家在某些发展时期也会经历相似的挑战。同时，如何应对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偏移和危机，也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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