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嘉宾：王勇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
向布莱恩·利威教授的两个提问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想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再向利威教授提出两个问题。
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都曾经尝试总结中国发展的独特经验，其中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在1978年之后采取的是实验性的方式。利威教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种实验性的模式是如何嵌入您的分类中的呢？邓小平曾说“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也说过“无论黑猫白猫，只要能抓到耗子就是好猫”，这说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主张没有教条，鼓励尝试，解放思想，注重实效，那么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否更有可能在民主国家出现呢？还是说这种态度主要取决于领导人是否具有远见卓识呢？从中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以经济特区为例，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是印度首创的，但却在中国焕发了强大的生命力，产生了巨大的推力，相比起其他采取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国家，为何这样的政策在中国产生了更好的效果呢？在您看来，哪种制度才能将这种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呢？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不同的制度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哪些联系？刚刚利威教授在演讲中也提到，历史与社会环境对国家选择的制度和道路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那么，在目前高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您认为哪一种制度能够最好地适用于这个时代的发展和演进呢？我们是否能够采取一种灵活和富有实验精神的方式，来调节经济增长的模式和方向呢？
布莱恩·利威：非常感谢两位教授精彩的评论。《因势利导》这本书实际上提供了在特定国情下某些问题的解决方向，但其实不同的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也是大不相同的。刚刚两位嘉宾关于公平增长和发展阶段的评论我也非常赞同。在我看来，目前存在的两种增长——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都不足以满足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需求，我们需要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寻找一条新的路线。但是我一直避免对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进行比较，因为我认为相比起制度，政策的适应能力更加重要，对政策的执行者来说，这也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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