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问答：
Q1 刚才在演讲中所提到的省级电力系统改革，在中国国情下可能面临着一些实际的困难，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各省发电厂的利益考量，可能会产生冲突。如何能够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政策实施方法，并对可能面临的困难有所准备呢？
我同意王敏教授关于城镇化和人口增长的观点。从需求侧来看，导致高碳排放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房地产行业对钢铁和水泥的巨大需求；但是这些因素已经有所减弱，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像之前那样依赖建筑行业和房地产行业。这是一种乐观的趋势。我们也需要降低工业部门的碳排放，通过创新技术实现减碳。
关于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法，我想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一项挑战。我们需要破除固有的利益，实施新的政策。这份报告的目标就是向大家展现出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建议，寻找潜在的补偿和解决方案。这应该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调整的过程。
我们今天提到的政策和建议，实际上有一些已经得到中国的专家和政府的认可，并开始实施了。在省级电网整合与电力市场改革的进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并不能由第三方国际组织来回答，而是需要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共同解决。同时，我们也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行合作，希望能够细化政策，提供更加可行务实的方案。
Q2 绿色经济将驱动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这一话题，请问您是否能再详细谈谈绿色经济将带来哪些新的机会，以及私营部门和国有资产将如何在其中协同发挥作用吗？
在报告中，我们确实强调了私营部门在投资、生产力增长和减碳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国家也同样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电力和重工业领域，国有企业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一些领域中私营部门的贡献和投入。因此，如果在某些领域允许更多私营部门参与竞争，也许会对减碳进程产生新的推动力。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最初其实是由私营部门进行投资，但目前约有97%都是由国家来进行投资。我们认为，中国有能力为私营部门提供更多的空间来降低去碳的成本，通过引入更多竞争主体，创造更多工作岗位，驱动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参与产业转型。
Q3 请问世界银行如何定义可行性呢？您还提到了减碳可能造成的GDP损失，请问这是否能够用可行性来解读呢？另外，如果中国短时间内实现去碳化，是否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呢？
首先，关于可行性，我想要澄清一点，当我们讨论去碳化带来的产出损失时，最坏的情况是损失2%的GDP，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个数字其实并不大。但是，模型无法预测的是国情与政策中的不确定性。
关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刚刚王教授也提到，去碳化将使经济中重工业的占比有所下降，服务业等产业将在转型中实现平衡的发展，与消费和投资活动的转型共同促进减碳化，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
Q4 请问世界银行如何看待中国处理搁浅资产的方法？
以火力发电厂为例，虽然目前中国的火力发电厂全年的利用率只有50%，但是也不能粗暴地直接淘汰一半火电厂来实现减碳化。随着能源对火力发电的依赖程度逐步下降，中国需要在能源体系中保留一部分火力发电厂， 淘汰部分燃煤发电厂，并进一步减少火力发电厂的运行时间。同时，还需要利用电力市场改革的契机，针对其他类型的发电厂出台合理的价格补偿机制，确保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并加快火力发电厂的更新换代，由政府主导解决工人的补偿和再就业问题。
Q5 气候变化已经开始影响了全球范围内的春耕与秋耕等农业活动，您能否谈谈中国粮食生产方面将面临的挑战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不光是中国，全球各国都必须思考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带来的影响。中国、菲律宾、越南等农业受气候影响较大的国家更是密切关注着相关领域，努力推进耕作方式转型，扩大森林覆盖率，希望对减碳有所帮助。要减少气候风险，为农业部门和农民创建有利的生产环境，使他们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种植更有韧性的产品，可以通过提升粮食生产技术和提供农业经济保险等方式实现。
Q6 您能否谈谈全球范围内发展中国家应当如何实现减碳，应对气候危机呢？世界银行是如何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呢？
在许多发达国家，发展的代价是环境污染与高碳排放。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绿色发展所需要的的资金、技术等也是欠缺的。世界银行希望能够采取积极地措施，来促进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使用绿色技术。通过为部分项目提供金融支持，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效率，建造生态园，支持创新中心等方式，世界银行希望能够推动更多绿色企业进驻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园区。当然，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需要在短期的经济增长和长期的气候问题之间进行取舍。
同时，我们也为部分低收入国家提供优惠贷款，通过多边开发银行及其支行扶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经济。不过，我们要意识到发展必定会产生碳排放，如果主要碳排放国能够积极采取行动，那么全球范围内的减碳和去碳化目标也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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