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简称亚开行或亚行）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成员的经济和社会发展。1999年之后，亚行将扶贫作为其首要战略目标，坚持为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提供发展援助，以加快消除地区贫困，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本期工作坊中，亚洲开发银行前副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与区域合作局副局长庄巨忠博士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分别作为主讲嘉宾与评论嘉宾，围绕亚行近期出版的《亚洲繁荣之路——50年政策、市场和科技发展的回顾》一书，与听众们讨论了亚洲的主要发展成就、亚洲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关发展政策的几个争议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等问题。工作坊由北京大学南南学院周咏梅教授主持。
庄巨忠：亚洲繁荣之路——回顾与展望
亚行在2020年出版的《亚洲繁荣之路——50年政策、市场和科技发展的回顾》一书，回顾了整个亚洲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和转型过程，总结和诠释了亚洲取得今日发展成就的主要因素，同时强调不同区域和不同时期的巨大发展差异。全书共15章，讨论范围涉及发展经济学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转型、人力资本发展、科技创新、投资和储蓄、金融发展、贸易和外资、基础设施建设、宏观经济管理、减贫、性别平等、环境可持续发展、发展融资和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等，以及亚洲发展可供借鉴的重要政策经验教训。
上世纪60年代初，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仅为330美元（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当时的亚洲，贫困是普遍现象，养活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是该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中国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后正处于经济恢复中。印度由于其进口替代政策和失败的中央计划，人均GDP年增长率仅略高于 1%。东南亚部分地区处于战争和冲突之中。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省所谓的“四小龙”经济增长开始加速，但前景尚不明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纲纳·缪尔达尔在其1968年出版的《亚洲的戏剧》一书中，将亚洲描绘为“经济停滞之地”，指出这里发展和赶超的前景渺望。
然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亚洲的发展远远超出了缪尔达尔当时的想象。亚洲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拥有多样化的出口产品、不断增长的创新能力、蓬勃发展的城市，以及不断壮大的熟练劳动力和中产阶级。2018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已达到4903美元（按不变价美元计算)，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近15倍（年均增长4.7%），而同期全球人均GDP仅增长了两倍（年均增长不到2%）。无论是在经济增长、结构转型、减贫还是改善健康和教育方面，亚洲在通往繁荣的道路上都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成就，尽管各国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
快速的经济增长使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份额从1960年的4%跃升至2018年的24%；如果加上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一份额则从13%增加到了34%。经济增长也导致关键发展指标的大幅改善。按照每天1.9美元国际贫困线计算，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68%下降至2018年的不到7%；人均预期寿命从上世纪60年代的45岁增至2018年的72岁；平均受教育年龄也从3.5年增加到了2018年的近9年。
亚洲缘何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有多重因素共同发挥了作用。半个世纪以来，虽然有少数国家遭受战乱之苦，但亚洲总体上保持了和平与稳定。而这也带来了亚洲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上升，即“人口红利”。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为亚洲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使该地区从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匪浅。此外，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收敛”过程也提供了快速增长的机会。
然而，仅靠和平稳定、人口红利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不一定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亚行的新书认为，亚洲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健全的经济政策和有效的制度手段。此外，务实的政策和改革实施方式、由富有远见的领导人（如新加坡的李光耀、韩国的朴正熙和中国的邓小平）倡导并得到全社会支持的明确发展目标以及基于高效官僚机构的强大执行能力也非常重要。
促进亚洲快速发展的政策包括：依靠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驱动增长，同时通过政府干预积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推动制造业发展，同时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发展服务业；鼓励国内储蓄和资本积累；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构建人力资本；执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投资基础设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社会包容和性别平等；积极同发展伙伴开展交流，促进区域合作。
过去半个世纪，亚洲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发展政策逐步从推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转变为促进市场导向的增长。20世纪50年代各国的发展政策以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和进口替代政策为主。在60 年代，韩国、中国台湾省、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率先转向鼓励出口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政策。70 年 代，东南亚诸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开始开放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越南、印度及许多中亚国家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与市场化改革。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亚洲的发展经历可以看到，许多经济体的起飞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当这些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驱动时，当地经济增长便开始加速。
导致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另一个政策驱动因素是推动结构转型，促进资源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通过对生产能力包括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亚洲发展中国家相较其他地区实现了更快的结构转型。在1960-2017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实物资本存量年均增长6.9%，中国则年均增长8.3%。这些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国内储蓄。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对促进结构转型同样重要。许多亚洲经济体对义务教育大力投资，并积极推行教育改革。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的头十年，亚洲地区的公共教育支出从相当于GDP的2.1%增加到了3.6%。促进科技发展也是结构转型的重要一环。发展初期，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人才和资本推动国内科技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她们逐步强调提升和依靠自主创新能力。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提供了良好的例子。现在中国、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也在走这条路。
开放贸易和投资也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原因之一。亚洲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生产和价值链的中心，并逐步向着价值链高端迈进。为吸引外资，许多亚洲国家成立了经济特区，为外资提供税收等激励政策。亚洲是当今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2017年，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总量占到了全球的35%。同时，外国投资也使得很多亚洲的经济体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地区和全球的生产网络，成为全球供应和价值链的重要环节。
在讨论亚洲经济发展时，一个经常提到的问题是亚洲经济的成功是否有独到之处。有些学者将亚洲经济的成功归纳为“亚洲发展模式”，强调政府干预，以区别于强调市场主导的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基于传统市场经济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十条政策改革建议，包括谨慎的财政、公共支出的改革、税务改革、开放金融业、保持一个有竞争力的汇率、开放进口、开放外商直接投资、国营企业私有化、放松管制和保护产权。纵观亚洲半个世纪发展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实施的改革措施与这些政策建议并不相左，而正是这些改革措施导致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这个角度看，亚洲发展模式与华盛顿共识并无太大的差别。但是，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执行这些政策和改革措施时采取了更加务实的做法。在放宽进口限制、开放外商直接投资、开放金融业和资本账户管制等方面，亚洲国家更加循序渐进。从这一角度看， 亚洲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地方。例如，亚洲经济体普遍认识到，资本账户自由化应以国内金融部门的充分发展为前提。 亚洲金融危机让地区遭受重创，但各国吸取了教训，在危机之后力行改革。
亚洲经济发展讨论的另一个焦点是针对性产业政策的作用。亚行的研究认为，针对性产业政策如果使用不当，会导致寻租、不公平竞争和效率低下等问题；但如果使用得当，如以绩效为基础，促进公平竞争，并具有明确的目标与透明的规则，则它们就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尤其能通过解决溢出效应、信息不完整和协调不足等市场失灵问题促进新兴和非传统产业的发展。但随着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提高，产业政策应更加强调支持科技发展和创新。
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等都强调发展制造业。但是近年的发展经验表明，充满活力的现代服务业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制造业相对落后，近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服务业的发展，如业务流程外包。所以，工业化是否是一条必经之路也是亚洲发展政策讨论中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亚行的研究表明，制造业在所有目前的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其他产业相比，制造业在许多方面具有优势，如出口、创汇和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制造业也具有更高的需求收入弹性，更大的创新空间和更多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另一方面，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制造企业越来越多地将服务与设计等业务外包出去。服务业的发展也与信息通讯技术的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于工业化是否是一条必经之路这个问题，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主张要“两条腿走路”，即同时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
亚洲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和良治的作用也是一个经常讨论和颇具争议的问题。亚行的研究表明，总体来看，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和治理质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制度和治理质量好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快。但是制度和治理具有多维度，这一关系与制度和治理的具体内容以及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有关。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推动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需要有高效的政府，高质量的监管，和对腐败的有力打击，由此吸引更多的投资。但是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政策需要更多地强调稳定增长和提高增长的包容性，因此政府透明，问责制度和更加广泛的公民参与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虽然亚洲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差距还很大，未来面临着诸多挑战。2018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只有OECD国家的13%。要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跨越，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继续执行良好的政策，提高治理水平，完善制度建设，通过提升创新能力与加强研发投入，使发展模式从资源驱动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同时，亚洲发展中国家也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韧性，缩小贫富差距，确保公平的收入分配，加强对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等可持续发展议题的投资和应对。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早日结束疫情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黄益平：亚洲发展之路的特性与启示
亚洲发展的独特性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课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首先，亚洲发展真正的独特性究竟在何？其次，亚洲发展之路对未来有哪些启示？
亚洲经济发展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采取了有力的政策，建设了更完善的制度。大部分亚洲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其实和华盛顿共识的精神是大致相同的，但是亚洲的政策推行和落实采取了一种更加务实，也更加循序渐进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亚洲经济体的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
对产业政策的各种讨论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从未间断，未来也还将继续下去。半个世纪以来，亚洲国家的一些产业政策总体来说是成功的，部分地区采取了出口外向型的产业政策和开放贸易投资的发展战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亚洲的发展方式确实独一无二，但是其独特性并不在于与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而在于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政策执行方式，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为市场化的转型与过度保驾护航。
未来，亚洲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过去几十年以来的政策环境与国际环境对亚洲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未来这些因素能否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呢？对于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不能继续保持这种增长，就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成功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这些都是亚洲国家需要继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精彩问答：
Q1 现在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深受中国成功经验的鼓舞，有些国家也试图复制中国发展的模式，但是却没有获得很显著的成果。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亚洲国家和中国的成功经验确实值得借鉴，但是健全的政策只是走向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不一定是充分条件。其他条件还包括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和良好的治理质量包括政府能力和对腐败的监察与管控。如产业政策如果导致大规模的寻租和腐败，就很可能失败。如前所说，政策也是有多方面，如如何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储蓄和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发展，科技创新，宏观管理和稳定，收入分配等。所以一个国家不能简单复制成功国家的经验。关键是要找出制约自身发展的瓶颈所在，同时参考成功国家的经验，制定和实施符合国情的政策和改革方案。
Q2 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我们如何预防或者减少全球挑战带来的影响呢？如何从亚洲的发展中吸取经验呢？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我们需要全球合作。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言，现在的共识是接种疫苗是结束疫情的最有效途径。但是全球的疫苗鸿沟依然存在。例如，高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率已经非常高了，但是低收入国家如非洲接种率还很低，接种加强针的只有2%左右。 所以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援助就非常重要。在此过程中，世界卫生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确保各国能够平等地获得疫苗。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有很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发达国家需要对低收入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知识援助。一方面气候变化目前为止是由发达国家过去的二氧化碳排放所造成；另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公共产品，所有国家都会得益。
全球发展工作坊简介
南南学院“全球发展工作坊”（ISSCAD Workshops on Global Development）旨在结合中国国家领导人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推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中八大议题而展开，重点讨论全球性跨国性发展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议题、中外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对比、中国走出去、广泛意义上的国际合作等。
工作坊内容将包括学术研究、政策探讨、企业实务案例三大板块。2022年春季学期开始，隔周举行；每期工作坊根据具体课题需求，由不同领域教授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围绕全球发展相关话题的分享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