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来描述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似乎已形成潮流。在前不久的G7广岛峰会上，向“全球南方”扩容也被纳入议事日程。
事实上，在英文表述中，仅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为例，自2022年以来，有55篇文章以“全球南方”作为标题描述全局或作为背景讨论单一性事件。在英文相关文献语境中，“北方”和“南方”都是伴随冷战格局出现的语汇。“西方”和“东方”被用来描述冷战格局下地缘政治的两大阵营，二者间关系的本质是全面竞争，且具有对抗性质。“南方”有多层含义。一个层次是将“南方”定性为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其发展有赖“北方”提供援助和政策指导。另一层次是用来描绘战后获得主权独立的国家，一种集体性质的政治外交行为，特别是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框架下。
在传统意义上的“北方”“南方”或“全球南方”用语的兴衰，折射的是围绕国际“发展”议题的争议。回顾联合国牵头的“发展十年”主题的变化，可以看到20世纪60到70年代的目标是“促进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增长”，这与南方国家的追求是一致的。第二个十年的“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第三个十年的“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则向规则和理念层面转变。第四个十年规划，“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则体现了“北方”援助“南方”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结束；2023可持续发展目标更为明确地鼓励或要求中低收入经济体自食其力。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并不是“北方”独占的用语。以1964年77国集团的成立为标志，“南南合作”从强调民族独立、主权平等、呼吁原殖民地宗主国提供援助，转向通过促进技术转让、跨国投资等手段来推动所有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的提升。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精英及联合国负责推动缩小南北发展差距的机构，用“全球南方”来提示缩小南北发展鸿沟的道义性、广泛性和艰巨性。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南南合作运动的势头进入式微阶段。与拉美地区在二战后在“国际分工”逻辑下与发达经济体全面融合却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相比，东亚“四小龙”经济体各自开辟、拓展世界经济中的缝隙市场，成功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与冷战政治格局下的“西东贸易”平行相比，南南贸易逐步形成规模。这样一来，以集体谈判促成“南北对话”“南北合作”的诉求，说服力下降。南方国家自主发展成为主流意识。
以联合国在2003年设立“南南合作日”（12月19日）、2013年联合国将开发计划署内的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司升级为南南合作办公室、2015年联合国举办南南合作圆桌会议等事件为标志，南南合作作为21世纪国际发展治理的一个模式，重新受到广泛认可。
进入21世纪，“全球南方”一词在英文学术文献和媒体用语中出现的频率开始上升。一些欧美大学将“国际发展”教学与研究项目更名为“全球发展”。这体现出一种新的认知：研讨世界范围内发展态势时，应走出“北方”为“南方”提供示范、援助等惯性思维。
新词汇的内涵也充满争议。就笔者的理解，“全球南方”之所以在进入21世纪后成为欧美大学、智库日益热衷采用的名词，可归纳为几大因素。
一是地理学层面理解的变化。这似乎是争议性最低的定义。在通用的世界地图上，以赤道为分界线，世界的南半部绝大多数国家和社会的状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与北半部有明显的差距。
二是人类社会学层面的理解的变化。“认同政治”放在传统的“南北关系”框架下，“北方”所传递的优越感，从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制度，甚至延伸到人种。支撑类似偏见的事实性基础之一，是自主移民现象更多是从“南方”流向“北方”。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北美和西欧，自身社会内部发生“文明的冲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全球南方”这个词是在提示：即便是在南方社会，广义上北方社会所固有的文化/文明优越感，其吸引力在下降。
三是对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解释力的理解出现了变化。美国经济学家W·罗斯托于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数十年来都是发展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经典教材。该书用量化模型概括了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的六个基本阶段（传统社会、准备起飞、起飞、走向成熟、大众消费和超越大众消费）。对于思考谋划发达国家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之间的政策互动，该书所引导的思维是：南方国家学术精英们所看到的国际经济关系的结构性不平等，其实是所有国家都不可跨越的阶段。也就是说，北方并不必因为南方的持续发展困难，而感到有道义上的不足或缺失。
为什么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实现了，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环境并未得到善待的情形下，至少在经济总量和占全球GDP比例上的提升？为什么一些中低收入国家不再高度看重“北方”的灯塔效应？当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吸收正能量时，北方的优势是不是难以为继？发展模式和措施的“全球南方化”，对全球北方是否形成了结构性的压力？围绕上述类似议题的争论，并没有共识。（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