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议论世界事务变化的用语，“全球南方”又一次热络。传统意义上的“南方”国家取得了越来越显眼的外交事务和发展的自主性成就。仅在今年，3月沙特和伊朗在北京达成恢复外交关系的历史性协议；7月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员出于自主战略考量在其与欧盟的峰会上没有同意就俄乌局势发表共同立场文件；8月将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峰会将是“全球南方”国家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聚会，共同讨论当前的全球挑战。
在国际关系研究文献中，“南方”是相对于“北方”的概念，可回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并没有整齐划一的定义。被冠以“全球”前缀，则是冷战结束后一度流行的现象，其核心关注是如何维系“北方”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北方”学者在观察世界范围内的“财富转移”动态和趋势时，重拾“南方”，潜台词还是世界局势的变革将由谁主导。
“南方”这个用语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例如，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便位于北半球。
作为一个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较容易凝聚共识的“全球南方”概念是指世界银行等多边发展机构归类为“中低收入”的国家。他们多半位于非洲、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二战结束后数十年来，一直谋求有利于其经济和民生发展的外部环境是这些国家的共性。
进一步的分析则涉及在政治、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上的内涵。不同国家或社会的智库、媒体采纳不同的地区国别范畴划分，以经济现象（GDP、贸易额、技术创新等各种指数）或政治行为（重大外交活动基于谁的动议或偏好）等作为参照点，试图预测中长期、全局性世界事务的变化趋势。这样一来，“什么是全球南方”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议题，让读者知晓世界事务正变得更有活力、更为复杂，而具体怎么解读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带着上述思辨回到当下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态势，有两点值得探讨。
一是“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是不是存在共性？
这一点经常被忽视。一方面，不论如何归类，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追求自身财富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过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应对在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的对外依存、劳动力跨国流动等方面的挑战。
另一方面，变化是世界事务的常态。过程中，以国家或社会为统计单元的相对地位也会随之改变。若是由此而产生恐慌性甚至报复性思维，则会招致反弹。
尽管经济全球化思维近年受到了严重挑战，但时下一些“北方”国家所追求的“韧性”（降低对包括“南方”社会在内的经贸依存）并没有改变两者间的共性。处于不同归类范围的国家都在竞相把握世界变化过程中的机遇以巩固自身的发展成果。
二是“全球南方”的又一次勃兴，对“北方”是不是一种损失？
也是在今年，2月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和5月份的广岛G7峰会都在彰显“全球北方”的团结。两次会议都尽可能寻求“南方”大国支持主办者在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上的立场，但收效并不明显。
类似现象导致一些欧美国际问题观察家惊叹“全球北方”主导世界事务变化的能力在下降。但事实上，对这些国家而言，应对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更现实、迫切的需求，而不是跟着“全球北方”追求战争中某一方的胜利。因此，“全球南方”没有选择应允“全球北方”的要求，不应被视为是一种否定或威胁性行为。
综合起来看，国际地缘政治态势又一次出现了“南北横沟”现象。而且，似乎并不存在某个国家或多边机制能缩小两者间的差距。“全球南方”明显在竭力避免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力场，今后也有理由避免世界再现集团式对抗的局面。（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