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试图从尧舜禹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演化史中，探究“形而上”的“哲学”中国及其政治经济内涵。水患和游牧部落的入侵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集体主义”。为有效抗洪治水和抵御游牧部落的入侵，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从西周的“分封制”发展为秦汉的“中央集权制”或称“郡县制”。为保持各级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对国家的认同，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科举制下，从隋唐至清的历代王朝通过科举考试对天下遵奉儒家学说的贤能之士“开放”，实现了皇权与精英集体治理国家的机制，可称之为“儒家开放社会”。17世纪中叶后，中国逐渐在工业化大潮中落后。在完成政治经济社会“再造”之后，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工业化的成功，“开放社会”的建设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保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强大，才能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自尧舜禹以来的中华文明历史警示我们，中华民族首先必须守住“集体主义”这一核心，通过“开放性”制度建设增强“集体性”，才能带来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社会教育科技文化的强大。换句话说，“集体主义”和“开放社会”是中华民族保持强大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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