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非洲经济增长速度虽有放缓，但是发展势头不减，仍是世界各地区中复苏幅度最大、最强劲的地区之一，超过欧洲、北美、南美和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加剧了非洲经济的脆弱性，通货膨胀、极端天气、粮食危机以及债务风险上升等多方面因素干扰着非洲经济发展。如何通过健全的政策框架、稳固的财政整合和良性循环的国际合作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非洲当下正在探讨和试图解决的问题。展望未来，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年轻的劳动力潜力，目前整个非洲大陆拥有超14亿人口，预计到2050年将增长至25亿，其中超过一半是不到25岁的年轻人。这些都是非洲实现工业化、推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和消费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础。
1.在挑战中推进经济复苏
2022年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速相比2021年均有所放缓，GDP增长从2021年的6.9%降至2022年的4%左右。不过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的经济复苏势头仍是最强劲的。油价上涨、新冠肺炎疫情管控措施放松以及强劲的国内消费和投资是支撑非洲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经济复苏较快的是以旅游业为主的国家，比如毛里求斯，2020年受疫情影响经济锐减超过10%，随着国际旅游业逐步恢复，2022年经济增速恢复到4%以上，甚至有可能实现6%的增长。另一类复苏较快的是以石油出口为主的北非地区国家，非洲开发银行预计其经济增速有望超过10%。受国际环境动荡影响最小的地区则是东非各国，主要得益于该地区经济具有多样性、区域内贸易畅通以及政府愿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这为非洲探索出不依赖任何一种特定或单一产品的经济发展模式，凸显了该模式在抵抗外部经济动荡方面的优势。
2022年非洲经济的热议话题还有气候问题和能源转型。非洲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仍是非常脆弱的，准备不足。尽管过去化石燃料驱动型发展路径在世界其他地区促进了增长、创造了繁荣，历史数据也显示非洲的碳排放量很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洲应该走这条老路。这并非剥夺非洲发展经济的碳空间，而是因为过度依靠化石燃料推动工业化会带来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潜在危险，“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已经被多方质疑。非洲一方面面临着全人类共同的碳排放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其自身发展的紧迫性。如何平衡环境问题和发展需求，是非洲发展、经济和环境之间关系的争论焦点，可以肯定的是，探索清洁新能源发展是非洲未来的方向。
阻碍非洲经济发展的因素还包括通胀和粮食短缺等。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非洲2022年的平均通胀率达到13.5%，其中南非通胀率达7.4%，埃及是13.2%，非洲人口第一大国尼日利亚是18.6%，而津巴布韦因受西方制裁导致货币贬值，通胀率高达256.9%。另外，俄乌冲突使得原本粮食自给自足能力弱的非洲国家雪上加霜。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0年，非洲从俄乌两国进口了价值51亿美元的小麦，占非洲小麦进口总额近45%。俄乌冲突造成国际粮食危机，加上2022年非洲之角区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严重旱灾，农作物产量断崖式锐减，使得非洲粮食供应持续受到阻碍。依靠进口终究不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长久之计，提升非洲的粮食自给能力是非洲未来发展的关键。
2.出口多样性亟待提升
一直以来，非洲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发展挑战，即出口严重依赖初级产品，主要包括天然资源（石油、天然气和矿物）和农产品（食品和农业原材料），这造成了一些非洲国家经济的低增长和脆弱性。实现经济多样性是非洲国家实现经济繁荣并解决发展脆弱性和经济不确定性最重要的手段之一。AfCFTA应运而生，旨在通过出口多样化和发展区域价值链，促进非洲内部贸易并鼓励工业化发展。如果AfCFTA要发挥其在非洲经济多样化和转型方面的潜力，非洲各国应制定有效的出口政策和战略，并确定出口多样化、工业化和供应链发展的新赛道。
观察经济发展与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存在一种“资源诅咒”现象，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可能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发展得更慢。在非洲，资源丰富国家的出口结构平均而言比资源贫乏国家更集中单一。比如石油资源丰富的尼日利亚，出口主要集中在天然化石能源上，商品出口集中度极高，而自然资源相对不丰富的毛里求斯则是非洲出口最具多样性的国家之一。好在非洲一些国家已经认识到出口多样性的重要性，正在积极做出改变。尼日利亚已经制定并实施“非石油战略出口”计划，并通过不同的途径使其出口市场多样化。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非洲超过60%的经济增长来自服务业，而2018年至2020年其服务业的贡献率仅为30%，可见服务业对非洲经济的贡献日益增加。这表明非洲开始脱离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在互联网技术的协助下，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正在快速崛起。不过，目前的非洲服务业还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和效率，无法为其工业、制造业和农业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撑。因此，充分发挥私营企业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力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将非洲的自然资源禀赋和潜力与当地企业发展紧密结合，带动劳动力市场繁荣、人力资本提升、技术和知识溢出，从而进一步刺激企业家精神的发展，那么这些因素的合力将大大提振非洲的出口多样性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法规和政府治理能力作为基石，一些原本可以推进经济变革的驱动因素（例如金融创新工具、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利用、提升劳动力技能等）可能反而会成为非洲国家实现出口多样性道路上的绊脚石。
目前，非洲约有5000万正规的中小微企业，其中的出口公司亟须获得外部融资才能支付进入出口市场的高昂成本。据UNCTAD统计，非洲出口企业每年有416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由此可见，非洲区域一体化政策应加大金融、非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发展力度，通过政府贷款担保和组合风险等金融工具来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实现长期的金融需求。此外，还需要建立非洲区域内支付系统，制定区域政策以统一监管创新金融技术，从而促进金融技术更好地为出口企业服务。这要求非洲各国政府创造有利的营商环境，充分发挥商业和金融服务的催化作用，以政策为导向，帮助非洲建立配套的金融服务系统，这对非洲大陆私营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3.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中非合作
2022年年底，中非合作再传捷报。科特迪瓦阿比让港第二集装箱码头开港，马里古伊那水电站建成，尼日利亚拉各斯轻轨蓝线项目一期工程竣工，将极大助力相关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中非深化基建合作的缩影，为中非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再添新注脚。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有关国家基于双边和多边机制建立起广泛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非洲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拥有丰富的资源、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则拥有资金、技术和发展经验的优势。这使得中非合作优势互补，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了双方经济的发展。中国对非洲的总体投资流量增速很快，2021年中国流向非洲的投资为4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在投资流量增速上比在亚洲、美洲、欧洲等地都要快。投资主要流向刚果（金）、赞比亚、几内亚、南非、肯尼亚、尼日尔、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刚果（布）等国。目前，中国共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4.56万家，遍布全球超过80%的国家和地区，其中非洲国家的覆盖率为86.7%，位列第三，仅次于在亚洲和欧洲的覆盖率。中国投资企业规模逐步扩大，在扎根非洲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开展技术合作，传递生产经验，带动当地工厂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还积极参与当地社区建设，投资各类社会服务，如儿童教育、奖学金计划等，为非洲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贡献力量。
总的来看，AfCFTA的成功实施、不断增长的中产阶层、新兴的消费市场、金融服务的使用、技术提升以及富有活力的企业家表现，都构成了非洲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相信非洲国家有很大的潜力进行结构转型，达到更高水平的出口多样性、构建起全球竞争力、取得良好的经济增长前景。与此同时，机遇与挑战一直共存，非洲国家面临着多重发展威胁，既要解决近期挑战，例如应对通货膨胀、遏制债务脆弱性、增强金融部门职能、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吸引外资等，还要关注长期问题，例如贫困、不平等、气候变化和数字化等。随着内外多方力量的推动，非洲国家在政策制定、优化融资和能力建设方面都有很大提升空间，非洲大陆整体在沿着向好发展的大方向前进。
（作者：王进杰，系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