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王彩娜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中国正从参与者向引领者稳步迈进。这一转变的核心支撑,是一支具备全球胜任力的专业人才队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实践教授、全球伙伴关系主任周咏梅主编的《全球胜任力:世行专家的实践与成长》一书,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七位世界银行中国专家的长期国际实践,系统提炼了全球胜任力的内涵与培养路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周咏梅教授,围绕全球胜任力核心要义、“走进去”的国际实践模式、新兴领域规则引领路径,以及南南合作中中国方案的当地适配等关键问题展开深度探讨。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理解“全球胜任力”?其与传统国际化人才要求有何不同?当前人才培养的关键瓶颈何在?
周咏梅:全球胜任力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由开放包容的心态、全球视野与专业能力、复杂环境中建立信任与合作的能力构成的有机整体。开放包容不仅是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更要求对自身经验保持反思、对他人逻辑抱有好奇;全球视野与专业能力强调既要有国际认可的专业判断力,又要理解不同国家的治理逻辑,避免简单移植中国经验;而在复杂环境中建立信任与合作的能力,核心在于从单向输出方案转向共创发展路径,在多方利益交织中凝聚共识。
与传统国际化人才能力要求相比,全球胜任力不再以语言能力或海外经历本身为核心指标,而是更注重跨文化的深度理解、复杂问题的系统性解决,以及在多方博弈中构建合作的能力。
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瓶颈是对这类能力的制度性投资不足。我们往往希望通过速成方式培养国际化人才,但全球胜任力必须在真实、长期的国际实践中逐步形成。这就需要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为年轻人提供长期沉浸式实践平台,营造鼓励试错、反思与分享的环境,同时构建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将中国发展经验转化为可对话、可共创的国际公共知识。

中国经济时报:相比短期外派,书中倡导的“走进去”长期实践独特价值何在?对“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项目有何启示?如何系统培养这种能力?
周咏梅:走进发展中经济体的长期实践模式,相比短期外派或技术援助,其独特价值体现在三个核心跨越与转变:一是实现了从沟通信息到理解逻辑的跨越,能帮助我们清晰区分技术问题与制度问题,把握合作的核心矛盾;二是从输出中国方案导向转向可持续发展效果导向,确保合作项目真正落地生根、惠及当地;三是从单一利益视角转向多方利益平衡,通过长期一致、可预期的行为积累信任,这是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
对中国企业、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而言,这些经验至少带来三点启示:一是不要把国际合作简单理解为技术输出或工程交付,而要同步投入对当地制度和社会的长期理解;二是为一线人员预留学习、调整和协商的空间,而不是用国内项目管理逻辑进行刚性考核;三是重视那些看不见但决定成败的能力,比如关系维护、冲突管理和政策沟通。
要系统性地培养“走进去”的能力,关键仍然在于制度设计。一方面,需要提供更长期、更稳定的海外实践岗位,而不是碎片化、任务导向的短期派驻;另一方面,也要在组织内部建立支持反思和经验沉淀的机制,把个人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可传承的组织能力。否则,“走进去”只能停留在少数人的个人经历中,难以形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整体能力。
中国经济时报:在绿色金融、数字治理、气候合作等全球治理的新兴领域,中国人才如何既保持专业深度,又能参与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这种引领型全球胜任力需要哪些特殊的培养路径?您对青年一代投身这些领域有何建议?
周咏梅:在这些新兴领域实现从规则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离不开三个关键条件。第一是不可替代的专业深度。只有在核心概念、分析框架和实施工具上做出独特贡献,才可能进入规则制定的核心圈层。第二是把中国实践系统总结并加以概念化,转化为国际社会可以理解和使用的公共知识,而不是停留在经验层面的个案介绍。第三是具备跨界、跨层级的协作能力,能够在政策、市场、技术与国际组织之间发挥桥梁作用,推动多方形成共识。
培养这种引领型全球胜任力,也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培养路径:建立长期参与国际规则讨论的制度化渠道;鼓励跨部门、跨机构的职业流动,培养人才的系统思维和综合能力;保持对规则型工作的长期投入,避免急功近利。规则的影响力往往来自长期、稳定的专业投入。
对于青年一代而言,我的建议是:深耕全球公共议题相关专业,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尽早到真实的国际场景中锻炼,无论是在国际组织还是在海外合作项目一线;主动融入国际网络,熟悉国际规则和议事方式,以持续、可信的专业贡献积累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经济时报:在南南合作中,如何实现中国方案与当地国情的深度适配?人才合作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何意义?
周咏梅: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全球胜任力的核心作用是推动合作从经验输出转向问题共识、方案共创。这意味着,不是带着方案去找对象,而是先与伙伴国家共同界定发展瓶颈,再共同探索可行路径。在思维方式上需要实现三大调整:从中国思维转向可行性思维,从线性规划转向渐进试错,从技术主导转向关系与制度并重。
同时,南南合作本身具有鲜明的双向性。具备全球胜任力的人才既能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也善于从伙伴国家实践中汲取智慧,丰富中国对发展问题的理解。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人才层面的合作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基础设施和项目可以在几年内建成,但共同的认知、方法和信任网络,往往需要通过联合培养、长期交流和知识共建逐步形成。通过共同培养一批理解彼此发展逻辑、能够在不同制度环境中协同工作的专业人才,南南合作才能从项目合作上升为能力共同体。
从参与者到引领者,中国在全球治理舞台上的角色转变,本质上是人才能力与理念的升级。以全球胜任力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不仅是个体能力的塑造,更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整体能力的提升。制度性投资、实践平台搭建、知识体系构建与思维方式革新,这个过程注定是渐进的、长期的,但方向一旦确立,其战略意义将持续显现。